居住方式决定一个城市对中产以上阶层的吸引力。环境心理学揭示，居住密度过高或居住于高层楼房，对居民的心理有明显的负面影响。欧美发达国家的中产阶层多居住于独栋房屋，很多单元分布人口密度比我们高的国家，也是如此。一个城市如果不能吸引到中产阶层，投资环境就有了根本缺陷，城市也很难保持活力。

我国大城市最突出、但却最被忽视的问题，是城市建成区平均人口密度不算高，但居民区的人口密度高；平均约为欧洲居民区的2—3倍。

中国大城市一般把老百姓的居住区挤压在占城市面积的25%以下，让多数老百姓住在高层住宅内，同时，城市建设了许多大绿地、大广场。甚至一些小型的城关镇与小城市也是如此。这样的情形下，各类熟人社会的成员就会采取“广场行动”。中国城市的社区居民喜欢在广场上跳舞、在街边大排档吃饭、在马路边议事、聚集在意外事件发生地看热闹，等等，均与城市的结构有密切

相反，欧美的城市较多体现了对个人的尊重。有资料表明，欧美城市的居住区一般占城市面积的45%左右。动态来看，国外很多国际大都市的住宅用地占建设用地的比重往往都是不断提高的。以芝加哥大都市区为例，20世纪70年代居住用地所占比重为24.1%，而在1990年这一比重则上升到43.27%。但是，即便从动态情况看，我国居住用地占比多年来的占比也非常缓慢。在城市中心一般没有大广场、大绿地。他们的道路“面密度”小于我们，而“线密度”大于我们，使民间的沟通更加容易，并为人们提供了更丰富的感知和交往界面。那里的各种熟人圈子，常常组织在某家人的院落里聚会，广场聚会少。院落、露台作为私人空间半开放的灰色空间，提供了私人聚会的场所，且因为圈子和兴趣不同，有利于形成多样的文化斑块。因为专业化使然，欧美城市的熟人圈子常常以宗教、兴趣为纽带，远离了物质利益，自由氛围就强了许多。

5.城乡关系的平等性规定

城乡关系和谐是魅力城市的必要条件。和谐的城乡关系要确保乡村地区是中产阶层的生活工作领域。农民必须是专业农户，他们的平均收入应该达到城乡平均收入水平。一部分“逆城市化”人口更应系收入较高的人群。低收入人群应该生活在城市。为此，一个城市所在的大的区域，城市化率应该达到75%以上。

城乡关系的平等，主要指城乡居民之间的权利平等，而不是建设投资在城乡间等量齐观。

把无农事或农事少的“村庄”当城市来建设，逻辑上是对的。但是，平均不到2000人的60万个行政村，怎么按城市标准建设？如果按自然村说，一个居民点平均人口400人左右，又怎么给它们提供现代基础设施？若真要按现代城市的标准去建设，那是瞎糟蹋财力，根本做不到。如果就地建设，就会有一大批没有吸引力的假“城市”，脱离农业，年轻人不会喜欢，最终会被他们遗弃。现在一些地方的“迁村并居”已经发生了这样的问题。

因此，我们面对的所谓“农村公共服务”问题，本质上主要是一个城市问题。具体说，就是国家没有给脱离农业的大量的“农村人口”提供城市生活条件。这主要不是城乡的不平等，而是“市民”之间的不平等。换句话说，我们给一部分人戴上了“铁帽子”，尽管他们不再是农民，他们的家乡不再是农业区，但我们非要把他们看做农民，把他们的家乡看做农村，还说要帮他们建设“新农村”，而我们实际上做不到。

6.城市内部区域的开放性规定

城市内部区域的足够的开放性，是城市魅力形成的重要条件。城市不应是由一个个“土围子”构成。变化，是城市的重要特征，而促成变化的要素包括人的阶层流动、城乡风景和物资流动，以及人在街道的活动，还有生活场景转换的可能等等。而流动性增加的前提，是足够的开放度。在此，我们不得不对各种“大盘”表示质疑，即便是竭力完善配套的情况下，那也肯定不是真实的城市生活。

中国人骨子里喜欢围墙么？似乎也不尽然。古代的围墙与战争防御有关，区别是欧洲人多把墙和墙与建筑主体统一起来，形成城堡，而中国人把墙的功能推到极端，使墙成为“长城”。墙没有观赏价值，除非它变成长城；但城堡如果建造得好就有了观赏性。现代社会的围墙不再具有军事功能，可中国人为什么还喜欢圈墙？这似乎是令人费解的事。仔细想想，也不奇怪。中国的墙有了另一种功能，就是圈占公地。公地不见得都有值得侵占的价值，例如国家所有的沙漠荒原，但如果公地一旦有了创造财富的价值，便受人觊觎。在公地上把墙圈起来，其实是建立一种排他性权利，想把公地变为准私有土地。这种心理放大后，一个社区的人们也会有集体圈墙意识，用大墙把自己围起来。因为普遍圈墙，中国城市的“街区”（block）便很大，于是，城市发生“毛细血管不通”的交通问题，于是就堵车，就有了雾霾，就把一个中国搞到灰蒙蒙的程度。

所以，我们要通过土地制度的改革让中国大地尽量少些围墙，多些敞地。大家都在美的创造中展开竞争，并让美变得通透，成为中国人免费欣赏和拥有的共同财富。

7.城市土地所有权的混合性规定

合理配置土地产权，有利于降低城市设施建设与维护的费用，提高城市公共设施使用的便捷程度。对于城市中心区，一个很重要的关于混合的理念是公共设施和“私家领地”之间的融通。欧美很多城市中心区的衰落是因为私有制，使得中心区的公共服务不能升级和保障，从而影响活力。目前的改良措施，就是重新系统性植入公共设施，例如连续的可穿越所有独立产权物业（包括政府机关和宗教建筑）的人行步道。香港、波士顿都有这方面成功的尝试。这种新的理念及其在实践中的操作，实际上更新了所有权理论，应该使人们对“土地私有制”有不同于过去的看法。

土地使用合理平等和具有可变的灵活性，可以增加城市魅力。应限制公共部门占据过多土地。公共部门的建筑设施可以向空中发展，尽可能扩大居民建筑用地的比例。无论在城市区域还是郊区，都必须要求占据过大面积的私人宅地向公众开放，否则要将封闭区域计入房产税的计征范围。这方面要修订或制定相关法律。公共部门的庭院除由军队特殊保护的特殊区域之外，其余所有公共部门占据的院落必须向社会开放，不能有封闭独享特权。移民这个话题，在大中城市甚至小城市会越来越热门，人的流动性增加，相应要增加空间功能的可变性，比如一层破墙开店，比如车库里开办公司，比如厂房转变使用功能，这些都是城市产业、文化升级的重要迹象，应做对应性研究而不是板起面孔的规控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