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是大型渠系水利工程大多修建于西汉时期，而且主要集中在汉武帝时期，并且以关中地区为主。说明经过汉初的休养生息，国家实力提升，政府有能力组织大规模 的工程修建。关中地区大规模水利工程的修建，也使其经济中心的地位相当突 ，也就难怪司马迁会说“故关中之地，于天下三分之一，而人众不过什 ；然量其富，什居其六” 。
二是灌溉面积大。如郑国渠溉田“四万余顷”，白渠溉田“四千五百顷”，朔方、西河、河西、酒泉、关中辅渠、灵轵渠，汝南、 江引淮水为渠，东海引钜定水、泰山下引汶水为渠，所灌溉之田亩“各万余顷”，“佗小渠披山通道者” 所灌溉之田还没有记算在内，可见“水之为利害也”¨ 。
三是制定水利法令。如倪宽修六辅渠时，“定水令以广溉田”[2]~58,2630，颜师古注日“为用水之次具立法，令皆得其所也。”召信臣在南阳兴修水利时，“为民作均水约束，刻石立于田畔，以防分争。”。水利法令的制订，有利于规范用水，防止分争。
四是东汉因循西汉旧迹。东汉几乎没有大型水利工程，仅是对西汉的渠系水利工程进行修治而已，而且其活动的范围没有脱离西汉的框架，说明两汉时所确定的基本经济区域未有明显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