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京津冀发展定位需优势互补

　　“大气、水等环境质量的改善是目标，产业结构和能源结构调整则是着手点。《规划》的更深层面是发展方式的转变。”王涌彬说。

　　《规划》对于造纸、制革、印染、电镀等不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的行业提出了明确的取缔要求。王涌彬认为，从目前的情况来看，淘汰落后产能的主要任务集中在河北。淘汰之后如何发展新型产业、培育新的增长点是河北面临的问题。

　　张耀军表示，从京津冀一体化的区域定位来看，河北应该定位为北京、天津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重要“腹地”。在京津冀城市区发展过程中，三地应该是相互补充、利益互补的关系，这就要求在总体的规划实施层面统一考虑。

　　近年来，北京正在按照要求积极疏解非首都功能，将商贸物流、教育医疗以及大型企业的总部逐渐向河北疏解。王涌彬认为，河北应把握好这个机会，通过统一的规划和布局，将北京这些产业发展成为本地新的增长点。

　　“在这个过程中，我并不赞成北京污染、淘汰的落后产能都要抛给河北。应该跳开京津冀地区看京津冀的发展问题，从全国层面考虑产业布局和调整问题。”常纪文表示。

　　改善环境质量的难点、重点在河北，在功能区的划分上，河北未来将承担更多例如物流、农产品供应和生态资源提供等方面的功能。这就需要北京、天津两市在利益分配方面给予河北更多的支持和倾斜。

　　王金南认为，京津两市在经济层面建立相应的补偿机制十分必要。应该通过北京、天津和河北3省市以及中央层面给予河北配套相应基金，用于产业转型和污染防治工作。

　　在生态补偿方面，王涌彬认为，应该从更高、更广的全国层面考虑问题。“只有全盘考虑，才能真正解决产业转型和结构调整问题，到底是北京补偿河北，还是补偿山西或者内蒙古，如何补贴等问题，都需要全面系统的考虑。”王涌彬说。

　　此外，在生态补偿过程中，常纪文建议，应该建立相应的补偿评估机制。“也就是说，污染防治工作做得好，产业结构调整到位，才能得到补偿。否则就可能使被补偿的省份有依赖性，导致污染重的地方拿到补偿款的情况出现。”常纪文说。

　　“无论生态补偿是何种形式，从质量改善角度来看，京津冀三地的生态环境利益是共同的。”张耀军表示，从全国统筹考虑京津冀的发展问题，将《规划》任务层层分解落实到地方政府的执政目标中，将绿色生产生活的理念融入到政府、企业和公众中，才能实现京津冀地区的环境质量改善和区域的协调发展。